傍晚，走在繁华的崇文门街头，我仿佛又成了一个流浪者。虽然住处也在同一个城市，可这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，人群如同在梦幻中，川流不息。
"能给点钱让我们打个电话吗?"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一个村姑模样的女士怯怯的望着我，旁边不远处，站着一个女孩，看起来不到二十岁。
我的第一反应——骗子。
从1989年第一次离开故乡的大平原四处漂泊，十一年过去了，我被骗过无数次，有的还是那样刻骨铭心。
第一次，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，是在1989年夏天。为了见到高山和大海，我瞒着家人，带着身上仅剩的30元钱，随意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。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，我到过五台山下，到过渤海之滨，吃干馒头，喝自来水，睡过车站，路边，广场，码头。当我满载着收获，也满怀着疲惫回家时，在一列开往广东的货车上，碰到了一个同路人。他年龄比我小一点，但已走南闯北多年，可以称的上老游击队员了。我们爬上的那节车厢是运电缆的，当时想，如果下雨，还可以躲在巨大的轮子中间。很快，我们成了患难之交，至少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车开的极慢，走走停停，天快亮时才到达郑州。我们走很远的路绕出车站，准备各自回家。他说没钱，我从仅剩的几块钱中拿出一张五块，让他先去买票，我在原地等着。他说去他家的车票只要两块多钱，剩下的钱还够我回家的。
可是，他再也没有回来……再也没有回来。
我难过极了，不是因为钱，也不是我将要面临的困境，我可是把他当成好朋友的啊，只要说一声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一分不留的给他，可他怎么能骗我?
临近中午，我数一数身上的钱，只剩一块八，刚好够郑州到开封的火车票，可我一天没吃饭了。吃饭，还是买票?我一边在广场游荡，一边犹豫。
这时，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大娘和一个小女孩，老大娘说，她到郑州看儿子，却没找到，想回家，买车票还差一块六毛钱。
"行行好吧。"她哀求着。
望着那张刻满沧桑的脸，刹那间，我忘记了刚刚受到的伤害。掏出一块六毛钱给了她们。那一刻，我感动万分。
好了，只剩两毛钱了，再也不用犹豫了。接下来就是寻找进站口，逃票。到了开封，用两毛钱坐公共汽车。
回到家时，我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吃饭了。
第二次被骗是在一年之后。我来到遥远的大西北。一下火车，就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士走过来说，她的钱被偷了，需要三四块钱往家里发封电报。我想也没想，就给了她五块钱。
可是，当我搭上公共汽车时，又一次看见了她。她正在给别人讲同样的故事，又一个人给了她钱……
再以后，我学会了撒谎。在洛阳，也是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给我讲同样的故事，我们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。
"……大兄弟，行行好吧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"
"我怎么老看见你在这儿，骗人的吧。"
"看见我在这儿？不可能。我们昨天晚上才来的。"
"怎么不可能。肯定没错。我家就离这儿不远，前几天看到的就是你，没错。"
她居然给我来了个嬉皮笑脸，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。我想狠狠地煽她一耳光，狠狠地。
我学会了戴上面具生活，在这个社会里，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术。无论是作为企业的商业谈判代表，作为政府雇员，还是作为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，工作时，我都会小心翼翼的观察对方，用心揣测话语背后的真实目的。
中国人活的真累。
我已习惯于这一切。可是，当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里的警告"不要让陌生人照看你的行李"时，我还是很难过。我知道，这个社会出了问题。
这是一种能传染的可怕的病，它伤害着人们的心灵，当这种病恶性发作时，人与人之间比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更可怕——父子断绝关系，夫妻相互揭发，原本纯真的孩子突然冲上讲台用力扯下女教师的头发……
后来，疯狂平息了。但阴谋或是阳谋并没有被历史埋葬，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制造谎言，无耻的谎言。从当年亩产万斤到如今昙花似的一个接一个的英模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还有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我们的伟大的革命，我们的传奇的英雄，都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一个接一个倒下。是谁在骗我们？为什么骗我们？为什么！谁还敢说这个社会有什么崇高？没有！根本就没有！都是假的，假的！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着，活着！
我才知道，为什么，那些骗子们得手后为自己的聪明而狞笑，他们也有赢的时候，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虽然他们也曾倍受欺凌。
我才知道，为什么，天桥边那个挂着牌子说自己无钱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理睬，连同我，也低下头匆匆而过。才知道，为什么那些深处困境的人的不到帮助，反而招来怀疑和鄙视。
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漂泊，他们，如同十多年前的我一样，也许会在深夜被赶出车站，露宿街头。谁会帮助他们？
我再也没有勇气对她们说"我见过你们"了。突然，我为自己那些骗人的小伎俩感到惭愧。
年长的女士告诉我，她和小姑来北京找她的丈夫，没找到，想回家，在车站钱被偷了，想往家里打个电话。
"去打吧，我付钱。"我指一指旁边的电话亭。心里想，不能直接给她们钱。
她真的打了电话。完了说明天父亲会来北京站接她们，晚上能到。
"那你们这一天怎么办？吃？住？"
"……说实在的，我们一天没吃饭了。"
"走吧，我领你们去吃饭。"她们再三推辞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
在一家小小的饭馆，我开始了和两个陌生人的交谈。她们家在安徽农村，收入基本上靠种地，这几年，生活水平还不如前几年。信教的越来越多。得知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她们更是说了很多不公平的事。村委会选举只是走过场，贪污腐败没治了。农民很苦，她的丈夫出来打工，挣钱不容易，本来说是在北京，结果她们到北京才知道，丈夫已去了上海了。
我告诉她们，我曾经很多次上当受骗，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身处困境的人，所以，我还是力所能及的帮她们。那些骗子们是无耻的，他们败坏了社会的良心。
"我并不能完全相信你们，我见过很多这样骗人的事，"我说， "但我还是要帮你们。我是北大的学生，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"
是啊，我是北大的学生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当我帮了人，我总会说，我是北大的学生。我想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，北大是杰出的，崇高的。我也想告诉他们，这个社会有一种希望在。
"回去以后，给我写一封信。让我相信，我没有被骗。"我轻轻的说。
我已没有钱为她们安排住处，我把吃饭剩下的十几块钱塞给她们，告诉她们明天买点吃的，晚上，可以买张站台票进站休息。
目送她们远去，我心中有一种悲凉的幸福。她们会给我写信吗？我不知道。她们也许真的遇到了困难，那么，她们一定会记住，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帮了她们；她们也许真的是骗子，但是，她们也一定会记住，有一个北大的学生给她们说过，被骗，不是因为傻，而是因为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。那么，她们一定会愧疚，因为我相信，她们也同样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。
许志永2000年10月21日于崇文门建京旅社地下室
